科学家精神在“两弹一星”事业中的典型体现
——郝首阳
摘要：文章紧扣主题，开明宗义，阐述老一辈科学家在新中国建设实践中所创立和诞生的“两弹一星”精神，与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内涵的承前启后与一脉相承，是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最生动、最鲜活的历史教材。具体论述中，分别从科学家精神内涵的六个方面，即爱国精神、创新精神、求实精神、奉献精神、协同精神和育人精神展开论述，体例夹叙夹议、史议结合，以实例不断丰富思想认识，凝聚精神力量，以期在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获取引导、鞭策和激励力量，推动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劳动群众弘扬科学报国的光荣传统，在孜孜求索、追求真理、勇攀高峰中实现新突破，取得新超越。
关键词：科学家精神；“两弹一星”;爱国精神；奉献精神；优良传统
新中国70余年的光辉历程中，“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是中华民族为之振奋而自豪的伟大成就，由此诞生的“两弹一星”精神是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在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彰显出经久弥新的价值和意义。
站在新时代前沿，追忆和铭记那段非凡岁月的无畏壮举和冲天热情，为的是探本和覃研这一精神的实践源头和基因密码，进一步凝炼和升华其历史品格和时代特点。
2019年6月11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明确了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内涵即是爱国精神、创新精神、求实精神、奉献精神、协同精神和育人精神，这与“两弹一星”精神所体现的内涵一脉相承，“两弹一星”精神是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具体的历史体现，是诠释科学家精神的最生动、最鲜活的历史教材。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学习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就是要体味和赞誉老一辈科学家的创业实践，感召和呼唤这一精神，引导和激励新时代科技工作者和广大有志才俊，把学问和人格相融合，在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物质创造中，不断超越，实现新突破，取得新成就。
一、秉承爱国精神之灵魂，为“两弹一星”事业“舍小家，为大家”
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都有自己的祖国。热爱祖国的科学家才能拥有最完整、最崇高的人格力量。探索知识与真理是新中国一代一代科学家的初心，同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和热盼，也是他们的初心和夙愿。
(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强大要有强大的国民群体和国民素质，彻底地说要有强大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它凭借一系列国家体现的实力和塑造工程来实现。“两弹一星”是新中国科技史上产生的一个奇迹，它的成功纵然有多种因素促成，但作为直接参与研发的科学家们，在当时那样经济困难、技术薄弱、工作条件异常艰苦的环境下，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经受生命极限考验，突破一个个技术难关，以较少地投入和较短时间，完成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等一系列尖端科技成果，彰显出中华民族自豪的科技诗篇，最重要的是科学家们始终怀着对新中国的满腔热忱，他们能做到以身许国，为保卫祖国安全，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投入到研发的伟大事业中。“两弹一星”23位功勋奖章获得者中，除于敏、钱骥没有国外留学经历，其余科学家不是归国华侨，就是归国留学生。翻阅这些科学家的阅历，穿过岁月烟云，仍能感受到那一颗颗怦然的心跳。他们中有14位在国外工作一年以上，具有“华侨”身份。从留学国来看大都是发达国家，依次是美国10位，英国4位、德国2位、前苏联2位、法国1位。大多获得较高学历，博士16人、硕士2人。新中国成立，他们看到了祖国的希望，这一时期回来的人最多，有12人。当时科研环境可想而知，他们抵御住金钱、名利等诱惑，谢绝恩师、同仁挽留，毅然回到祖国，为的是以自己的一技之长报效祖国，在他们心中，祖国的强大才是他们最大的心愿，这是爱国主义思想最具体的体现。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就是要把这种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注入灵魂，化作动力，在新时代的征程中再铸辉煌。
(二)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向。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紧密结合、把个人志向与民族振兴紧紧相联，去闯拼、创造一番事业，这正是“两弹一星”科学家群体表现出的个人价值选择。新中国刚刚诞生不久，面对西方帝国主义多次肆无忌惮的核威胁、核讹诈，中国果断提出也要搞原子弹、氢弹、导弹等，为积极响应祖国号召，许许多多已在某专业、某领域卓有成就、取得相应学术地位的科学家，当祖国需要他们研制“两弹”时，他们义无反顾作出新选择，放弃自己原来的工作岗位，离开生活环境、条件相对舒适的大城市，走进荒漠戈壁、塞上高原，执行“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的秘密工作。生存环境艰苦，风沙弥漫，日晒雨淋；生活条件简陋，帐篷地窖，饮食粗糙，工作几近危险，存在放射性元素侵袭。就这样一直能隐姓埋名，默默奉献。于敏是著名核物理学家，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当初自己怎么也没想到这辈子会与氢弹有缘。一向爱沉默思考，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从事自己钟爱的原子核基础处理论研究。当有一天时任二机部副部长、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钱三强找他，说所里决定让他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时，他毫不推辞，就这样把祖国需要当作自己最正确选择。从旧中国生活过来，忘不了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带给他的伤痛，他认为“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从此隐姓埋名开始新的志向，把自己的一切献给我国的核武器科技事业。周光召本在苏联核研究所从事理论研究，祖国需要他研究原子弹，他奉召回国，转入应用物理研究。屠守锷从小胸怀“科学报国”梦想，求学清华，留美学习飞机制造。新中国成立，他几经辗转回国也是在高校任教飞机专业。祖国研制原子弹上马，他应召进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他这样说出自己的选择：“为啥改行搞导弹?国家需要啊!”此外，还有许多科学家都是在大城市工作，为研制“两弹一星”情愿远离都市繁华，舍弃与亲人团圆的幸福，走上一条荆棘丛生的坎坷创业之路。在他们心中，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两弹一星”是千百万人的共同事业，是捍卫祖国国防、维护祖国安全的事业。这是自己选择这种艰难攀登事业所具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学习弘扬他们的精神，就是要以这样崇高境界鞭策自己，克服利己主义、功利主义和狭隘主义，把爱国主义情感转化为以科学文化知识报效国家的行动中。
(三)爱国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力量源泉。爱国主义更体现为中华儿女对祖国的一种义务与责任，这种责任既是社会发展中的客观要求，也必是每个人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客观需要。一个怀抱理想的有志者，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最终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的舞台，依赖于生于斯长于斯情于斯的祖国召唤，祖国的需要能给个人成长发展创造条件，对个人创造成果给予评价和鼓励，为个人最终实现人生价值提供帮助、指明方向。“两弹一星”科学家群体的成功，无不佐证这一真理。他们对祖国产生有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的精神渴望化作一种历史的责任担当，为祖国“两弹一星”奉献人生的目标也就十分明确，抱定的人生信念也就异常坚定，不畏艰难险阻，不怕吃苦耐劳，对祖国的爱始终是自信心的源泉，为能使国家富强不受外辱，各出所学，各尽所知，以一颗颗滚烫赤子之心，尽写科技风流，最终赢得事业成就，获取令世人瞩目的卓越功勋，这种成功的源泉之力很大一部分归于对自己祖国的浓厚情感。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在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每一个人，无论在哪里创业，都要时时考虑国家的利益，以义不容辞的主人翁态度对 待每一件关乎国家利益的事情，把个人人生价值的实现融入伟大的爱国实践中。
二、拓展创新精神之禀赋，为“两弹一星”事业“勤思考、聚智慧”
创新就是要敢于打破旧观念、突破旧框框，敢为天下先，抱定强烈而坚定的自信与毅力，以时不待我，只争朝夕的速度，在空白面前提出新理论，开辟新境界。勇于创新、不断创新，是科技工 作者实干报国、奋斗圆梦的根本途径。
(一)勇于和善于做出独立思考。古人讲：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仅仅把别人所教授的知识记下来，照科就搬，不是真正的学习，也难以实现创业。科学家更要善于开动脑筋，凭着自己的实践摸索，不断创新研究领域，发挥聪明才智进行独立思考，思考所知知识，思考未知奥秘，融入个人灼见，个人观念，在群体交流中碰撞智慧火花，突破难关，攻克艰峰。“两弹一星”整个研发过程就彰显中国人善于勇于独创思维的智慧。从宏观上，其实践过程中形成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的领导、组织和管理的成功经验。帝国主义经济封锁、军事包围、核威胁，第一代领导人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果断做出研发战略决策，相应建立权威领导组织机构，成立国防科委，加强国防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成立国防工业办公室，加强国防生产和建设集中统一领导。中央又决定成立由15人组成专门委员会领导原子弹研制工作，实现以“最高层”领导“最尖端”机制运行，体现了集中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从微观上，广大科研人员当时并不知道原子弹是什么样子，探索者出发的阵地，只有最基本的物理学原理，主要工具是一张书桌、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一颗火热之心、一个能够进行独立思考的不知疲倦的大脑和学术民主的气氛。在日复一日的攻坚中，科学奇迹就这样诞生。“两弹一星”壮举是我们走中国特色科研道路、发展高新技术的思想引领和精神支柱，传承这种精神，对中国科技事业发展意义深远。
(二)敢于批评质疑的否定态度。批评质疑是科学精神的精髓，其研制过程民主学术氛围很浓，争鸣质疑、批评批战、超越权威占有很突出的位子。科学院士吴自良带领团队攻克原子弹“心脏”,是一种叫“甲种分离膜”的核心元件，它需要将铀-235和铀-238这对“双胞胎”同位素分开，提炼出具有高浓度用于核裂变反应的-235。当时世界上只有美国、苏联掌握这项技术。苏联专家 撤走，带走绝密分离技术资料。这项艰难攻关项目就交给上海冶金所，60多位专家组成第10研究室，在技术总负责人吴自良领导下，这些科学家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逢年过节不休息，硬是反复论证，一次次推翻既成模式，以敢于批评质疑的态度完成这项任务。这项技术后来获得国家发明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无独有偶，1953年苏联援建在长春诞生第一汽车制造厂，汽车后轴苏联用“40x镍铬”合金钢，这两种元素我国比较稀缺，吴自良研究所反复调研，亲自买器材实验，一遍遍讨论、合适、分析，提出质疑、批评、又不断改进，几经攻关，最后终于研制出比“40x镍铬”钢成本更低、低温冲击韧性、回火脆化敏感度等性能更优、疲劳性相仿的锰钼钢，被誉为低合金钢的典范，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学术科研倡导民主之风，能克服学术交流中存在的不足，2019年6月中办国办颁布《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内文特别加有“崇尚学术民主”条款。
(三)勇于探索的求知勇气。把握时代发展大势和科技进步潮流，勇于探索未知领域、挑战最前沿的科学，是科学家的天职。从披荆斩棘中铸就“国之重器”,勇于探索，应是从“两弹一星”中感悟的一种使命与担当，老一辈科学家感叹“原子弹是拼出来的”。当时担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的邓稼先是原子弹理论设计负责人，一面和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一面自己带头攻关，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原有核爆大气压数字，解决了关系原子弹实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他经常深入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冒严寒、顶酷暑，在试验场度过8年单独生活，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掌握大量资料数据，由他最后签字确定设计方案。1964年10月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随即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后又同于敏等人直接领导参与对氢弹的研制和实验，依据“邓、于方案”最终制成氢弹，在原子弹爆炸后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10年相比，创造世界上最快速度。在导弹、卫星研制中，所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方案，在许多方面跨越了传统技术阶段。“两弹一星”是中国人勇于求索、创造活力的产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前无古人的宏伟事业，坚持勇于探索，开拓创新精神，才能实现自我革命、历史性跨越。
三、传承求实精神之作风，为“两弹一星”事业“不盲从、敢挑战”
揭开未知领域的复杂“面纱”,需要科学家具有“求实”的最基本工作态度，也是推进研制的 根本动力。没有不变的发现模式，恒定的预期路径，不变的只有对客观真理的唯实探索。求实是在 尊重规律基础上的独立思辨，又要秉持严谨的治学作风与学风，体现着科学家的本质特征。
(一)寻找解决问题的正确思维。科学家在生产劳动三要素中处于科研活动的主体，是过程中的执行人。科学研究过程从哲学视角看，应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正确思维是保证科研全过程的重要因素之一。朱光亚，是科学研究、攻关者，更是一个“立德立功”的杰出战略科学家，作为核武器研制工程技术总负责人，参与组织领导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空投航弹、首次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等试验任务，实现我国原子弹研制的飞跃发展。同时，他更是一位优秀的战略科学家，以其思想深邃、学识渊博、远见卓识、身体力行。积极从战略高度瞄准国际前沿，思考和研究宏观、前瞻性的战略方案，寻找解开科技之门的正确思维。他特别重视思维的“顶层设计”，以自身经验、领导组织了新时期历次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研究，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 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总体战略专家顾问组召集人之一，参与领导组织国家“863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参与指导了载人航天工程前期论证。科学家需要强大的思维逻辑，与时俱进的洞察力，还要胆大心细摒弃一系列干扰信息，由此结晶正确思维，开启解决难题之门，这同样是“两弹一星”科学家留给我们的智慧启迪。
(二)尊重客观规律的求实态度。科学需要丰富的想象和好奇心，追求瞬间即来又少瞬即逝的灵感，需要崇尚事实、从客观实际中寻找规律性的答案。著名气象学家、卫星专家赵九章，他促进组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尊从社会需要，探索自然奥秘，把科学发展与国民经济联系，主张广东等以北密植防风林，改变局部小气候，为橡胶移植亚热带创造条件。后又研究人工降水，取得暖云降水理论与积云动力学研究成果。1964年秋他向国家提交开展卫星研制工作正式建议，被任命为中科院卫星设计院(代号651 设计院)院长，带领团队，开展了首颗卫星研制工作，以极严肃、严谨的求实态度，深入数据分析，研究大气及空间自然规律，商定卫星系列的重点和排序：测地、通信、气象、载人飞船、导航。对首颗人造地球卫星、返回式卫星等总体方案的确定和关键技术的研制都起到重要作用。探讨遥远的大气与空间规律，是非常艰难的研究领域，他实现把数学和物理引入气象学，成为中国动力气象学创始人。1946年他在芝加哥大学作报告提出“行星波斜压不稳定的概念”,这一研究成果在国际气象学发展史上公认“公元1946年，中国赵九章提出行星波不稳定概念”。求实态度，是一种从实际中寻找解决问题途径的思维方式。“两弹一星”科学家之所以在如此高、精、尖的科学面前取得成功，就是有一种不懈努力、认知“规律”的求实态度。科学就是强调用事实说话，以务实作风干事。
(三)严谨细致的治学作风。科学研究务须下“真”功夫、“细”功夫，以严谨而治学，就是敢于摆脱思维窠臼、路径依赖，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只唯“真理”,这是科学家的精神基础，科学家精神的本质特征。吴自良是一位攻克原子弹核心技术的冶金学家，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陶瓷所(后改为冶金所)副所长、所学术委员会主任，1954年他领导完成中央军委下达的任务，抗美援朝战场急需的特种电阻丝。研制原子弹时，关键技术是制造用来生产浓缩铀-235的分离元件。吴自良牵头领受任务，率领团队3年多刻苦攻关，每天都不知疲倦工作在实验室，研究获得成功。他一向对待科研非常严谨，课题组曾将一种经典材料的物理研究方法，用于刚刚发现、非常热门的高温超导体微结构研究，取得很好实验结果，准备马上发表论文，他却不同意急着推出，而是和课题组人员反复讨论，从实验装置到实验结果，从结果分析到提出物理模型并得出实验结果，先后修改五、六稿，谨慎斟酌论证几个月，最终由他亲自修改定稿，和那份初稿对比分明已面目全非，这篇论文1989年发表于美国《物理评论》杂志上，引起国际业界广泛关注，至今保持非常高的单篇论文引用率。科学研究是一个永无止境、不断探索的过程，既需要解放思想，更需要严谨治学。唯真是命，就是要始终保持严谨治学的作风。
四、发扬奉献精神之风范，为“两弹一星”事业“献青春、展高尚”
奉献，是科学家最可宝贵的品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代代科学家，为科学事业舍身探索，青春无悔；为国家民族鞠躬尽瘁，毫无怨言，正是他们这种无私奉献精神，推动了中国科学事业的日新月异，同时也在人们心中树起一座令世人敬仰的巍峨丰碑。
(一)放弃自我的集体主义精神。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为集体主义道德实现提供客观条件，它从根本上实现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一致，大而言之，个人应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个人从属于社会的需要；小而言之，在集体共同目标任务实现中，个人不应以身份名誉自恃，标新立异，追求个体张扬，而应为共同任务恪尽职守，贡献力量。“两弹一星”科学家们身上就闪耀着这样的共产主义道德风范。他们中很多人已事业有成，名声显赫，却为国家、民族造“争气弹”纷纷回国，在这个研制团队中，默默无闻，有利于共同任务的工作，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是在集体利益中获得和彰显个体价值的。新中国成立时，钱学森已是世界著名科学家，妻子蒋英在音乐界享有盛誉。美国政府为笼络它们，提供十分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但这些都丝毫动摇不了他回祖国的信念。美国国防部以莫须有的罪名通知海关扣留他，美国司法部签署逮捕令将他关押，但夫妻俩还是历经磨难回到祖国。朱光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同样毅然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和待遇回到祖国。象这样的科学家还有许多，郭永怀在康奈尔大学任教授，为能回到祖国不惜烧掉十几年写就的珍贵手稿；中国航天材料奠基人姚桐斌是在瑞士加入的中国共产党；人称“娃娃博士”的邓稼先，26岁获得博士，取得学位第9天毅然回国。还有“中国原子能之父”钱三强，爆轰物理学家陈能宽，冶金学家吴自良，无线电子专家陈芳允，导弹火箭技术专家、航天“总总师”任新民，空间返回技术专家王希季。他们在集体攻关的“大家庭”中，发扬集体主义精神，攻克出“两弹一星”科技高峰。科学为人类进步而发展，科学家只有高举集体主义旗帜，发挥集体主义价值导向作用，才能走向成功。
(二)做隐姓埋名淡泊名利的苦行僧。人是社会化的人，自然人总在社会环境中参与社会生活、履行社会义务，逐渐认识自我，并获得社会认可。科学家本应把自身的社会价值看的很重，而名与利是一种衡量准则。“两弹一星”科学家的敬业与奉献，彻底否定与颠覆了这一通用法则。他们为国争光，甘做隐姓埋名之人，体现出高尚的人格品德和严格的政治操守。邓稼先为研制“两弹”，默默无闻隐姓埋名28年。当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他，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须严格保密的攻关科学，他坚决表示同意，回家对妻子说自己要调动工作，新岗位通信困难，离家比较远，从此只身开始在严格警卫的深宅大院科研和到荒漠戈壁进行现场实验。那时国家困难，粮食定量，没有副食供应经常饥肠辘辘，他唯一能得到补偿的就是从岳父处得到少许粮票支助，买饼干之类，给予工作紧张的同事们分享。他为科研攻关呕心沥血，日夜操劳，原子弹、氢弹在他领导和参与下获得成功，而他却因遭到核辐射过早耗尽自己的生命。程开甲受命开展核武器研究后，只身在西北戈壁与世隔绝二十年，耕尽人生大好年华，却换取完成近千个课题分析与试验。王淦昌当年带领团队在苏联搞科研，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引起学术界轰动，很多科学界人士认为，他如果继续研究，很可能摘取诺贝尔奖桂冠，但国家上马“两弹”,一封电报将他召回，从此在国际物理学界“消失”,隐姓埋名17年。共和国科技事业发展，离不开隐姓埋名的默默奉献者，他们造就了革命事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他们为民族希望增添了无穷的精神动力。
(三)不计报酬的崇高境界。“两弹一星”的科学家为祖国努力工作，面对个人利益，却是安贫乐道，从不计较个人所得与报酬。钱学森在1994年、2001年分别获得何梁何利基金奖、霍英东“科学成就终生奖”奖金各100万港币，支票还没拿到就让秘书代他捐献给沙漠治理事业，他说：“我姓钱，但不爱钱”。始终做到“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姚桐斌在德国做研究员每月薪金3000马克，回国后每月工资只有区区230元人民币。邓稼先为“两弹”立下不世奇功，他病危期间远在美国的挚友赶到医院看望他，问及奖金多少，他轻描淡写回答：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陈芳允“竭诚为国兴，努力不为私，”对工作是高标准，对个人生活待遇却是低标准，家里没有一件像样家俱，窗帘用的褪了色也舍不得换新的，但他为祖国做的贡献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在863计划15年中，获国内专利2000多项，发表论文47000多篇，累计创造新增产值560多亿元，间接经济效益2000多亿元。彭桓武死后将珍贵的藏书赠送图书馆，电脑、打印机等办公用品归还所里，“两弹一星”金质奖章赠给军事博物馆。不计报酬、无论生死，这是“两弹一星”科学家的底色，也是这个群体留给后人最崇高的精神赠礼。
五、弘扬协同精神之群力，为“两弹一星”事业“破小界、立大局”
经济全球化时代，科学家单打独斗、闭门造车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面对高、精、尖的科技攻关项目，需要发扬科学家之间、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之间，甚或与政府、部队等单位之间的团队合作，群策群力、集智攻关已然成为时代潮流。
(一)领军人物的招贤纳士。“两弹一星”科研攻关聚集一大批优秀科技人才，塑造群体智慧之力，立足国际视野，跨界融合，团结协作，彰显了为造“争气弹”善于团结奋进的集体力量，这与领军人物的招贤纳士、团队意识分不开。钱学森作为领军人物，一直强调协同攻关，积极推荐优秀人才成为各攻关的项目负责人。郭永怀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一上任就积极促成力学所与清华大学合办研究班，自任班主任与主讲人。他与同时调入二机部九所担任技术领导的王淦昌、彭桓武形成核武器研制领域最初三大支柱，分别主管设计研究、实验研究、理论研究。钱三强引荐邓稼先从事原子弹理论设计负责人。王大珩是其老师吴有训推荐下担任大连大学应用物理系主任，从此带领大家协同攻关，相继研制出我国首台电子显微镜、高温金相显微镜等一大批高水平的光学成果。任新民也是遇到“伯乐”钱学森，二人结下“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携手从零开始钻研航天事业，孙家栋也是在恩师钱学森推荐、引导下走上导弹科研道路的。彭桓武、周光召、程开甲都是在钱三强推荐或点将引导下的“两弹一星”科学家。“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领军人物招贤纳士、推荐人才，专长有志者积极加入，将个人事业融入团队而不是孤身奋战，形成集智攻关、集思广益之力，以此共同推动和促进科研与学术协同创新发展，这是科学事业攻关至胜的法宝之一。
(二)团队成员的协作奋进。“两弹一星”研制与试验是一项技术复杂、综合性强、规模大的大系统工程。当时仅研制核武器，国家就组织聚拢了中国科学院、国防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工业部门和地方科研五方面的力量，有26个部(院)、20个省、市、自治区，包括900余家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参加攻坚会战，原子弹研制中的“九次计算”、“草原大会战”,氢弹原理中的“群众大讨论”、“上海百日攻坚战”等，还有小型化科研中的“五朵金花”、“多种外源”方案等，这样大规模的科研进程，需要全国一盘棋的大力协同精神，发挥群策群力集体攻克技术难关，体现了新型的社会主义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钱三强担任技术上总负责人、总设计师，他像当年居里夫人培养自己那样，倾注全部心血培养出一批杰出的核专家，人们后来称颂他对极为复杂的各个科技领域和人才使用协调有方。朱光亚，精心组织大家团结奋斗、协同攻关，科技大军整体效率很高。邓稼先与于敏研制氢弹被称为“邓、于方案”。于敏与杨立明教授合著我国第一部原子弹核理论专著《原子弹理论讲义》。屠守锷与任新民、黄纬禄、梁守槃被尊为“航天四老”。王大珩和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联合提出发展高技术的“863”计划。大力协同、勇于登攀是“两弹一星”创业者和建设者们共同的科学态度，也是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新时代发展科学事业，一定要继承弘扬这种协作攻关精神，也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产生如此新型的科研协作。
(三)为共同事业不惜牺牲个人专业。专业是什么?对于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而言，专业无怪乎他们的生命。专业的选择、形成与小有成就，既与环境、家教、社会教育、个人身体与智力特长有关，更与兴趣、爱好、人生理想和既为此付出的心血有关。然而，“两弹一星”的科学家们很多人是为祖国的事业更改了过去的科研专业。任新民领导了首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发射，还担任过首颗试验卫星、实用卫星通信、风云一号气象卫星等6项大型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他在美国苦读4年获得是机械工程硕士和工程力学博士学位。当祖国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提出发展火箭、原子弹新兴技术，他欣然答应一起创建中国的航天事业，任总体研究室主任、设计部主任等职，靠着艰辛努力成为“了不起的放卫星人”。孙家栋被称为“卫星之父”,在我国航天事业 发展中是一个里程碑式人物，参与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颗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及探月工程等多个航天工程研制工作，他原来是学飞机制造的，从苏联学成归国被 分配在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导弹总体设计院，院长正是钱学森。就这样，他跟着钱学森做起了导弹学问，之后是航天技术。他总爱说那句话：“国家需要，我就去做”。我们学习传承“两弹一星”精神，就是要在时代洪流中，当一个大写的“人”,学有所成，决不仅仅是指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应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不懈努力。
六、立足育人精神之长远，为“两弹一星”事业“识英才、当人梯”
科技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不断需要超越的事业，需要甘当人梯的前辈和刻苦攻读的后辈彼此教学相长、言传身教。这其中执领科学牛耳的前辈科学家宽广胸襟、慧眼识英、勤奋育人、奖掖后学是一项重要责职，唯有此，才能将科技星火代代传承。
(一)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人才是富国立本、兴邦大计，从事高端科技攻关聚拢人才是基础的基础。“两弹一星”科学家们立足祖国大业，拥有识才、用才的眼界、气度和魄力。这其中，钱学森、钱三强堪称是聚英才的典范。在研制中，钱学森推荐的郭永怀、任新民、孙家栋等，钱三强推荐的邓稼先、彭桓武、于敏、程开甲等，后来都成为研制中的骨干力量。甘当人梯、聚拢人才、共同攻关成为“两弹一星”科学家们崇高品德和强烈渴求。钱三强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现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所长时，参与苏联援建的原子反应堆建设时，就汇聚了一大批核科学家(包括他的夫人何泽慧),“两弹一星”中他为此奔波操劳，“两弹一星”后，当中国向载人航天新目标迈进时，他又举荐了王永志，担任“863计划”载人航天工程研究组组长。钱学森一生都在牵挂国家的长远发展，思考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努力探寻“两弹一星”事业人才聚拢背后的内涵与规律，彰显出的是中国共产党“识才、爱才、敬才、用才”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才开发史，体现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各领域的优秀人才看到了实现“强国梦想”的希望，为他们建设祖国、报效祖国创建了制度保证。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就是要研究借鉴其人才引领经验，探索新路径，在新时代实现对人才的“增人数”和“提质量”的更高目标。
(二)身先士卒做出榜样。榜样是一种力量，彰显斗志；榜样是一面旗帜，鼓舞士气。“两弹一星”的科学家们，在带领科研团队的攻关中，模范的言行为后辈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树立起崇高的榜样。他们或抛家别子，经常奔波于荒漠戈壁，或埋头苦研，常常在实验室通宵达旦。郭永怀担任场外试验委员，需要深入试验现场指导工作，开展各种试验，在气候环境十分恶劣的戈壁滩和高原荒漠上，与年轻科技人员一起风餐露宿，喝苦水、住帐篷，为年轻人树立了榜样。邓稼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资料和模型，和年轻人一起攻关，他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的工作态度，在最关键、最危险时总是爱护年轻人，自己冲在第一线。一次航投试验时降落伞出现故障，原子弹坠地被摔裂，危险程度可想而知，他却一个健步抢上前把原子弹碎片拿到手细心检验。给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险要时刻，他总以院长的身份命令团队成员：“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就这样最终因遭受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而早逝。陈能宽当时带领的研究团队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这是一个老科学家与年轻科学工作者共融的整体，时时处处传颂着传帮带的感人事迹。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就是要传颂那些令人感动的榜样故事，感染人、教育人，真正转化为在新时代引领、激励党员干部和各行各业工作者继续拼搏的精神动力。
(三)奖掖后学的育人情怀。“两弹一星”研制中，老一辈科学家们破除论资排辈、打破利益纽带，积极发现和培养青年科技人才，勇于做提携后学的“铺路石”和“领路人”,成为新中国科学家精神的塑造者、践行者。钱学森回到祖国，除搞科研的领导工作，还始终把培养人才摆在突出位置。他很乐意站讲台当老师，借用房子办起过工程控制论讲习班，听课的都是研究所的青年研究人员，还有北大、清华的学生。在他倡议下，国务院还在清华大学成立工程力学和自动化两个研究班，他还和其他一些科学家共同倡议创办了“中国科技大学”。王大珩曾把大量精力倾注培养年轻人，指导研究生蒋筑英建立国内首个先进的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黄纬禄诲人不倦，对年轻科技人才悉心指导，热情勉励。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上流传“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航天科技人才流失严重，他硬是身体力行，谆谆教诲，挽留住许多年轻的中国导弹研究精英。杨嘉墀曾任中国 科技大学教师，亲自指导研究生，创建了“自动检测学科”。赵九章热心育人，培养年轻才俊，我国后来一些著名气象学家叶笃正、顾震潮、陶诗言、顾钧禧、郭晓岗等都是他培养和指导的学生。他创建中国科技大学地球物理系，提出以“所系结合”方式办学，亲自主讲高空物理学，后来的科学家周秀骥、曾庆存、巢纪平等都是他关心、爱护、教育过的杰出科技人才。依托“两弹一星”精神对后辈人才进行教育引领，就是要结合时代特征，深挖、研晰其蕴含的精神价值，以事业感召人才，以信念引领人才，以待遇温暖人才，把这一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科学家精神发端于科学家，“两弹一星”事业是老一辈科学家为国争光、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宏伟壮举，其凝炼和升华的“两弹一星”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优秀品格的精神标识，在中国革命精神谱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善于识人用人、“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优良传统，也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真正为人类实现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既是科学家的职责和使命，也理应成为广大科学工作者和社会 有志才俊的普遍价值遵循和精神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弹一星’精神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使之转化为不可限量的物质创造力”。为我们深入研究、继承和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增添力量、指明方向，我们一定要尊崇这一精神，自觉把这一精神融入到工作和生活中，让“两弹一星”精神浸润心田、佑启禀赋，激发不竭的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贾争慧，杨小明.大力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光明日报，2019.07.19
【2】李斌. “两弹一星”精神的内涵与体现.人民政协报，2018.01.25
【3】屈国栋.争做“两弹一星”精神的时代传人.光明日报，2019.07.15
【4】李文. “两弹一星”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光明日报，2020.0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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